加强对社会的道德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使人们的一些旧的陈腐的思想道德观念日益被新的思想道德观念所取代。在旧的思想道德观念尚未涤除和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尚未确立之际，伴随社会生活而来的信仰丧失、精神空虚等以及违法犯罪等在一些地方有所蔓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从深层次推动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加强对道德的社会控制与调节，从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中介、调控力度、调控目标、调控操作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从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提升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和影响，特别是包括伦理道德观念在内的社会心理领域，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打破封闭保守等思想观念，形成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平等竞争与时间效益等新的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一些人当中“道德失范”现象也越来越显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及从深层次推动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加强对道德的社会控制与社会调节，从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提升社会的文明水平。

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要素。道德的发展不是靠放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主动加以控制和调节的结果。经济转型时期的道德调节，更需要诸社会力量介入。因而，要加强调控主体即各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道德调控的主动性，大力发挥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协调功能，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抑恶扬善。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看不到十八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是危险的……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加强道德调控主体的主动性，就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清除黄赌毒等各种丑恶现象；同时，又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把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发展的总体规划。

在社会生活中，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对道德的失范现象，需要国家法律强制性地去规范它。在强化道德调控手段的法律性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一些经验与做法。比如，新加坡将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等一般的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明确规定对这些不遵守公共卫生道德要求的失范行为实行重惩和重罚。这对形成和维护新加坡良好的社会风尚，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用法律强化的道德调控手段并不能百病包治，应当在以法律手段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基础上，不断地导引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趋向更高的层次，从而实现个人行为尽可能地由他律转向自律。

道德的社会控制与调节，应从整个社会出发全面地、系统地推进，并覆盖包括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等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第一，要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教育。我们要遵循教育规律和道德规律，积极培养公民的现代公民意识以及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内在素质。第二，要确保信息媒介的正确舆论导向。信息媒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确保信息媒介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高扬时代主旋律，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意义。第三，要控制好社会文化生活的健康精神导向，如图书刊物、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音像、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各种文体娱乐等。目前，在影视音像、图书刊物、电子网络、娱乐消费等方面尤其要加强规范管理工作，遏制宣扬暴力、色情、反动内容。第四，要大力倡导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军民共建、警民共建以及建设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生动实践，我们应该大力挖掘和推广各种卓有成效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从而提高群众的伦理道德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第五，应提高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意识，搞好廉政，提高效率，从而为道德的社会调控尤其是道德的法律调控和政策调控以及社会的健康运行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有了一定的调控手段、调控工具，以及调控中介并不意味着调控目标就能实现。道德调控，不仅需要一定的调控手段、调控中介，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需要确保调控力度的效用。

确保调控力度的效用，落脚点在于建立起一套稳定的、完整的、有效的道德奖惩机制和道德激励机制，以法治为基础，充分利用社会利益尤其是社会荣辱的双向驱动效应，以及政府的政策诱导能力，褒贬分明，奖惩分明。这种大力度的双向式调控，必将驱动和实现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适范”乃至“立范”。